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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半月談第1期_半月談2019第1期文章匯總

        http://www.q3551.com       2019-04-23 14:34      來源:半月談網
        【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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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2019,讓腳步更有力量


          時間承載著奮進的重量。剛剛走過的2018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億萬中國人民“擼起袖子加油干”,在推動國家“強起來”的偉大征程中,鐫刻下不朽的奮斗篇章。


          新的一年,我們迎來新的歷史坐標和奮斗起點。2019年,是歷經40載的改革開放再出發元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小康社會關鍵之年。向著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疾馳快進,我們即將書寫的未來無比精彩,我們肩負的使命無比神圣。


          2018年,“輕舟已過萬重山”;2019年,仍有“無限風光在險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挑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甚至可能出現部分企業經營情況不善、市場預期不穩、發展信心不足、改革推進不暢等嚴峻考驗。


          然而,只要我們腳踩的土地無比堅實,前行的意志足夠堅定,奮斗路上的困難終將被克服,前行路上的溝壑終將被跨越。


          腳步的力量,源于對前路的瞭望和把握。2019年將面臨的問題,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但終究是前進路上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從國際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勢不可逆轉,合作共贏更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從國內看,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紅利仍然豐厚,產業轉型、消費升級的浪潮洶涌而至,全黨全國人民求新求變求發展的強烈意志不可阻遏……困難和挑戰自然是有的,在2019年甚至會很大,但只要把握大勢,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我們就會心中有數,腳下有力。


          腳步的力量,源于我國綜合國力的跨越。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改革開放40年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造就了一個13億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有足夠能力抵御風云詭譎的外部環境沖擊;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科技創新日新月異、新興產業競相綻放、高素質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發展條件和物質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大海有風平浪靜之時,也有風狂雨驟之時。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腳步的力量,源于深化改革開放的責任和魄力。歷經40載披荊斬棘,我國改革開放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大為增強,為未來發展提供了科學方法論和規律認知基礎;大批著眼長遠、謀定未來的制度設計加快系統集成、協同推進,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加順暢,改革開放的航船越行越穩。環顧世界,很少有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說到做到、只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前行的力量,仍將孕育在一次次落地見效的改革中,潤物無聲地激發整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


          腳步的力量,源于以民為本的不變初衷。個稅起征點上調,就業目標提前完成,養老金14年連漲;居住條件改善,戶籍管理改革提速,創業門檻越來越低;學前教育發布指導意見,養老機構有了標準規范,抗癌新藥納入醫保報銷……點滴改善,枝葉關情。從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事情做起,謀民生之利,解民生之憂,一份份溫暖人心的民生答卷,筑牢了未來發展的民心長城。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尤其以勤勞智慧著稱的中國人民,越是面對困難,越能迸發出能量。只要我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們向著幸福再出發的腳步就不會停歇。


          腳步的力量,源于黨的強大執政能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紛繁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迎難而上,開拓進取,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2018年以來,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有效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宏觀調控目標較好完成。當前,我國消費升級方興未艾、區域協調動力增強、社會活力不斷釋放,充分證明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彰顯了我們黨在復雜多變的局面下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不斷創造更大奇跡的能力。


          2019年,會有風和日麗,也會有暴風驟雨;會有水到渠成,也會有步履艱難。但沒有改變的,是我們不曾懈怠、未曾退縮的前進決心和腳下力量。正是這無處不在的奮進力量,匯聚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上砥礪前行的強勁動能。


          半月講解


          2  2019年深化改革有哪些新動向?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繼續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隨后進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對2019年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具體部署,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哪些改革新動向?半月談記者就此進行了梳理。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從根本上說,這“八字方針”強調的是要深度推進市場化,讓市場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


          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全面深化農村改革,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農業經營方式,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今后農村改革的主線依然是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說,土地制度既關系到農業生產、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也關系到農民進城、工商資本下鄉,還關系到農村金融,牽一發而動全身,是農村各方面改革的“牛鼻子”。


          加快國資國企改革,破除民企發展障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國資國企改革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均做出了具體部署。國資國企改革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公平競爭原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改組成立一批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組建一批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動中國鐵路總公司股份制改造。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營造法治化制度環境,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隨后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從打造公平便捷營商環境,更大力度減稅降費、改進融資服務,維護合法權益等三個方面加力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在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迫切需要解決的背景下,金融體制改革受到廣泛關注和重視。中央提出,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要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強化監管和服務能力。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造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導更多中長期資金進入,推動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盡快落地。


          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要針對市場呼聲和難點痛點,持續深化改革,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2018年12月2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取消企業銀行賬戶開戶許可,壓縮商標專利審查周期,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市場監管。此后一天,《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正式公布,這標志著我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入全面實施新階段,清單之外所有市場主體“非禁即入”。


          落實好個稅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落實好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對稅務機關、扣繳義務人和納稅人來講,專項附加扣除都是新事物。新法新規實施后,盡早出臺相關操作文件、全面開展政策培訓,梳理扣除流程讓納稅人“少跑路”……政策越細致、考慮越周全,后期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越少。


          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級統籌的基礎上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藥納入醫保。要繼續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


          半月調查


          3  債務纏身 命懸一線 斷貸抽貸重擊部分農業龍頭企業


          2018年以來,農業大省河南的部分農業龍頭企業陷入高負債、高杠桿的“漩渦”,引發各方強烈關注。一方面,困難企業紛紛開展自救探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包括成立紓困基金在內的多項措施進行幫扶,以期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穩定生產,進而實現轉型升級。


          多家龍頭企業停產、半停產


          “一天晚上,我去公司設在淇縣的一家養雞場巡查,只見雞場一片漆黑。那個場長流著淚告訴我說,一開燈雞就得吃料,這些雞已9個小時沒吃料了。”河南一家大型肉雞養殖企業的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養殖企業不像工業企業,機器可以一關了之,活物張口就要吃飯,吃飯就得花錢。”該企業是中西部最大的肉雞養殖企業,2018年8月因債務纏身、流動性枯竭合并破產重整。


          種豬是生豬養殖企業的命根子,種豬一沒,就意味著企業倒閉。“2018年9月20日起,我們拿不出一分錢買飼料,24萬頭種豬餓死1萬多頭,只能靠賣種豬保生存。目前已賤賣種豬近7萬頭,這意味著2019年將減少100萬頭以上的生豬出欄。”河南一家上市養豬企業的負責人表示。


          河南另一家肉雞全產業鏈企業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正常年份該公司年屠宰能力可達7000多萬只,但目前肉雞存欄僅100多萬只;由于欠發工資,7000多名員工中離職2000人;30多億元銀行貸款中,部分被轉為不良,訴訟案件頻發,流動性完全枯竭。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由于產業鏈長、流動資金需求大,畜牧養殖企業正成為金融去杠桿的重災區,而一些短產業鏈農產品加工企業,只要負債高,也難逃一劫。


          地處全國優質小麥核心產區新鄉市的一家糧油加工企業,依托基地優勢,發展成國內重要的專用面粉加工企業,由于債務危機,目前半停產。許昌兩家豆制品加工的外向型龍頭企業也因沒有流動資金,處于停產狀態。


          遭遇流動性危機后,受困企業采取了多種方式展開自救。同時,地方政府也開始介入幫扶。可多位企業負責人亦表示,雖然當地政府援助了部分資金,但仍是杯水車薪。


          轉型升級遭遇去杠桿,資金鏈“閃崩”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重資產、高負債、鋪攤子是河南農業龍頭企業長期依賴的運轉模式。近年來,隨著消費市場的變化,規模擴張之路越走越窄,企業紛紛轉型升級。為求闖關成功,一些企業不惜放大杠桿提高負債,而這一轉型升級進程又與金融去杠桿過程強烈對撞,導致企業資金鏈“閃崩”。


          雖然實際負債率達80%以上,但2018年之前,河南一家創立于1988年的食品龍頭企業一直是銀行眼里的“優等生”,因為該企業創立以來沒欠過銀行一分息。但2017年5月起,因一家主要貸款銀行推遲授信5個月,間接引發了該企業的資金鏈危機。


          該企業負責人說,推遲授信的消息一傳出,其他貸款金融機構有的緩貸、有的停貸、有的抽貸,出現墻倒眾人推局面。


          另一家創立37年的蛋雞養殖企業,蛋雞規模居全國五強,“無抗(生素)蛋”產量全國第一,每斤市場售價10元。2017年下半年,銀行僅抽貸6000萬元,就導致這家總資產14億元的企業資金鏈崩潰。


          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的企業負責人說,從標準化飼養到“無抗蛋”再到“綠色蛋”,產品每提高一個層次,企業投入就不低于2億元。10多年來,我們都在“借債—升級—再借債—再升級”的循環中轉圈,如今資金“過橋費”就達3000多萬元,最終是一流產品生產出來了,企業也資不抵債了。


          創設一種能抵御“豬周期”波動的產業模式,是河南一家生豬養殖企業創立20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該公司上市后,推出“公司+基地+農戶”模式,旨在讓農民合作社和農民借助企業在管理、技術、融資等方面的優勢參與到公司的標準化養殖環節,以達到既規避散戶養殖風險又能參與分紅的富民目標。


          為了迅速將產能由260萬頭提高到1000萬頭,該公司不僅押上全部自有資金,還利用各種金融手段融資。2018年6月13日,該公司披露股票質押風險并被自媒體曝出財務問題后,第二天便遭遇50多家金融機構上門討債,兩周之內被抽貸12.5億元,前后10個月累計被抽貸達到32億元。


          金融機構和農業企業“死扣”何解


          一些專家指出,河南的規模化農業龍頭企業,都是經歷波折,從泥土中頑強生長起來的產業大樹,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標準,擁有先進產能,是河南改革開放40年的寶貴成果,應采取救助措施,因企施策分類紓困,促其重生。


          鶴壁市農業局總農藝師朱志清說,與國外農業企業不同,中國農業龍頭企業背后都拖著一根長長的尾巴。通過多年探索的利益分配模式,龍頭企業將成千上萬分散的農戶融入產業鏈體系中,不僅要把產業風險背在身上,還得用加工鏈中取得的微薄利潤補貼農戶。


          一些農業企業經營者反映,農業企業為何重資產高負債?除了組織形式上先天不足,還缺少土地等資產性升值收入積累。一名企業家說,我們建的雞舍每一次升級都得“換地清零”,而我們生產用地又都是租農戶的;工業企業不一樣,能吃到土地升值紅利。


          另一名養豬企業負責人說,養豬是拿不到固定資產投資貸款的,但豬不能養到天上去,一頭母豬需要2萬元固定資產投資,他們只能短貸長用。按理說,豬企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周期應在五六年,但現在都是一年一貸,形勢不好銀行一抽貸,就大面積形成“半拉子”工程。


          河南省發展改革研究院院長周健說,當前金融機構和農業龍頭企業關系形成了“死扣”。一方面,企業急需流動性注入;另一方面,由于貸款產生大量呆壞賬,金融機構不敢新增貸款。要打破僵局,當務之急須先從規則上明確債務權責關系,打消金融機構顧慮,推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金融困局同樣引發企業負責人反思。“經歷這次困難,企業管理者應通過優化內部治理加強危機防范和應對。”河南一家大型農業龍頭企業負責人說,農業產業化升級具有特殊性,可以減速換發動機但不能停車換發動機,不停車資金支持就不能停。當前最需要包容農業特點的金融政策和懂農業的金融家,否則農業企業和金融機構到最后只會兩敗俱傷。


          半月世界


          4  “美國優先”下的全球貿易體系變局


          特朗普執政以來堅持“美國優先”,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政策軌道上越走越遠,退出一系列美國參與的國際多邊組織和協定,同時向世界各國揮舞貿易霸凌的大棒,不僅為艱難復蘇的世界經濟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全球貿易體系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大危機。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對外貿易邏輯?全球貿易體系因此受到怎樣的影響?


          美政府的貿易政策邏輯


          冷戰結束后,在技術變革和跨國資本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融入到這一宏大進程中。由于掌控國際規則特權和輿論話語優勢,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益良多。然而,美國國內的社會裂痕也在這一過程中加劇。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集團、蘋果為首的高科技企業在不斷開拓的全球市場中賺得盆滿缽滿,他們憑借強大的財力主導傳統媒體,左右政治議程,影響政治精英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從而使得自己的政治訴求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應和滿足。


          反觀以白人藍領工人為主的美國中下階層,他們的生活變得艱難。一方面,美國大量制造業在經濟理性的驅使下外遷,導致其創新能力難以全部轉化成推動內部產業發展和就業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新興國家通過擴大開放加入到全球市場中,憑借低成本優勢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產業轉移和國際競爭的雙重壓力使得美國不少工廠瀕臨倒閉,對藍領工人的就業構成強烈沖擊。此外,大量外來移民的涌入進一步加劇了美國中下層白人生存狀況的惡化。


          境遇惡化加劇了美國白人中下層內心的不安全感,導致了普遍的政治憤怒。他們中的大多數把國家治理的問題歸咎于傳統建制派精英的無能,把社會犯罪的增多歸咎于世界人口的自由流動,把自身生活水平的下降歸咎于全球自由貿易的沖擊,形成了反精英、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的民粹主義思潮。


          這一社會思潮最終借助政治選舉得以表達出來,為特朗普的崛起提供了條件。而特朗普遠離華盛頓政治圈的身份背景、簡單直率的政治風格,使其與美國中下層白人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鳴。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一方面對“政治正確”原則大加批判,另一方面在就業、移民、社會平權等方面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得到白人中下層和文化保守派的堅定支持,成功完成政治逆襲。


          正式執政以來,特朗普堅定兌現競選承諾,出臺了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的內政外交政策。就對外貿易而言,特朗普政府不考慮美國出現貿易逆差復雜的歷史經緯,簡單地將貿易逆差理解為美國“吃虧”,進而根據其國內法單方面在世界挑起貿易戰。作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當然知道貿易戰對美國的不利影響,但他更清楚在缺乏傳統政治力量支持的情況下迎合支持者、鞏固自己的基本盤的重要性。在不久前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盡管在眾議院的大權旁落,但繼續掌控參議院并將優勢進一步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的對外貿易行為有其深刻的國內根源。


          加劇全球自由貿易危機


          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不僅旨在緩解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主導構建新的體現“美國優先”原則的全球貿易體系。


          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就認為全球貿易體系對自己不公平,認為新興國家利用低成本優勢和發展中國家身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奧巴馬政府發起并主導了多個方向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準備在WTO的多邊框架以外構筑新的國際經貿規則。


          美國和亞太國家達成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歐洲之間圍繞《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展開談判,此外,美國等發達國家還發起了《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的談判,希望推動全球服務貿易的自由化。TPP、TTIP、TISA構成了奧巴馬政府在國際經貿領域的3T戰略,意圖重構全球貿易投資規則,確保美國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的競爭優勢和話語權。


          然而,特朗普政府對多邊主義興趣索然。在他看來,多邊談判曠日持久,難以在短期內最大限度迫使競爭對手讓步,因而主張通過雙邊談判來變革國際多邊體系。特朗普正式執政的第三天就宣布退出TPP,TTIP和TISA因美歐分歧也遭到杯葛。


          在推翻奧巴馬的政策遺產之后,特朗普政府隨即著手與眾盟友進行雙邊談判。在美國的施壓下,韓國、墨西哥、加拿大已先后妥協,與美國達成了新版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新版的美加墨貿易協定設置了“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毒丸條款。下一步,美國若效仿此法,將這一條款用于與日本、歐盟、英國等的貿易協定談判中,這勢必會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沖擊。此外,在今年的G7峰會期間,美日歐還拋出了建立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三零方案,向構建排他性的發達國家俱樂部邁出了重要一步。


          從奧巴馬政府的3T戰略到特朗普政府的雙邊談判策略,美國正一步步瓦解WTO的國際權威,全球貿易體系面臨危機。一方面,WTO的改革陷入停滯狀態。WTO的主要職能是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組織全球開放市場談判、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美國一直阻止WTO上訴法官的遴選和任命,WTO爭端解決機制也處于事實上的停擺狀態。


          另一方面,在WTO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各種類型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方興未艾。然而,當前發達國家主導的大部分區域合作都是對內開放、對外封閉。成員之間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實現了相互間貿易、投資、技術等要素自由流動,但對區域外國家和企業則設置了極高的門檻,帶有明顯的歧視性和排他性。經濟治理規則的碎片化使得不同經濟體之間競爭有余、整合不足,阻礙了國際市場的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


          在全球貿易體系重構的當下,中國需要高度重視這一輪全球貿易體系大變局帶來的深遠影響,通過推進改革開放和加強外交運籌的兩手來應對危機,實現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同時,要積極推動WTO的改革。WTO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走向,中國要堅定維護WTO的權威性,支持以協商一致、互惠互利為基本原則,以兼顧公平與差別、開放與自主為目標方向的世貿組織改革,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扮演好橋梁角色,努力凝聚起推動WTO改革的國際共識。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給“微權力”運行立“真規矩”——重慶大足公開涉權事項防止優親厚友


          小到蓋個章要收20元好處費,大到有些村干部一家6口違規享受扶貧補助,有個別基層干部,甚至把手伸向老百姓的救命錢、養老錢……群眾對這些“身邊的腐敗”可謂切齒痛恨。


          基層黨員干部“微權力”量大面廣,如何才能納入制度的籠子?重慶大足區將黨員干部親屬涉權事項等情況公開,通過比對、核查,前移監督關口,讓以權謀私、優親厚友等違規違紀問題難以遁形,基層“微權力”運行有了“真規矩”。


          給“微權力”戴上“緊箍咒”


          大足區紀委書記朱福榮告訴半月談記者,區紀委2016年底開展專題調研發現,一些基層干部以權謀私、優親厚友的問題突出。每年近一半的民生類案件都指向基層“微腐敗”問題。


          “有的黨員干部偽造、虛報資料,以獲取政策支持、資金補助;有的將項目、幫扶資金提前告知親友、延后向社會公開,以便于親友獲取;有的明目張膽,將工程項目交到親戚朋友的手上;還有村民擔心自己本該享受的惠民政策被取消,不得不‘巴結’村干部……”朱福榮說,“微腐敗”可能造成大禍害,既讓群眾怨氣大,也破壞了基層黨風政風。


          預防“微腐敗”,首在規范“微權力”。2017年以來,大足區以解決優親厚友、以權謀私為重點,建立黨員干部親屬涉權事項公開制度,按照報告、比對、核查、公示、說明、監督執紀等程序予以監督。


          具體來說,全區有民生資金和項目審批權限的31個區級部門、27個鎮街、309個村(社區)7300多名黨員干部要報告親屬關系和親屬涉權事項。黨員干部本人及親屬享受補助、救濟等惠民資金或承接建設項目等情況要申報、公開。


          同時,建立黨員干部親屬關系數據庫。在審批惠民資金和建設項目時,將資金(項目)受益人信息數據與數據庫資料進行比對,完成合規性核查。


          “沒有經過比對、核查、公示的惠民資金和項目,不得審批或實施。”大足區紀委副書記謝國超說,區級以下紀檢監察組織,對涉權事項按不低于30%的比例進行隨機抽查,區紀委按不低于10%的比例抽查。一旦發現問題,嚴肅問責。


          “涉權事項公開,接受組織、群眾監督,就是要扭轉過去‘重事后懲處、輕事前預防’的現象,以公開促規范,給‘微權力’戴上‘緊箍咒’,讓優親厚友無處遁形。”大足區委書記章勇武語氣堅定。


          讓“群眾明白、干部清白”


          “區農委科長唐全仲的哥哥唐全孟,享受貧困戶節日慰問40元……”大足區農委定期公示享受涉權事項的農委干部親屬,接受“陽光監督”。


          “我們做到‘兩公示’,一是在黨員干部所在單位進行公示,二是在親屬享受資金或項目實施所在村或社區公示。”大足區農委主任黃克成向半月談記者介紹道。


          “公開是為了監督,起到震懾作用。”謝國超說,黨員干部親屬涉權事項公開以來,確有人在申報、比對環節被查出問題線索。珠溪鎮一名村黨支部書記將自己的哥哥、兒子、姻親等3戶人申報為建卡貧困戶,區農委比對、核查后,發現這3戶都不具備建卡貧困戶條件,認定其違規獲得扶貧款4000多元。這名干部因此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還有人在信息公示環節被群眾舉報。大足區兩名基層干部利用職權,違規為親屬攬到21口山坪塘整治工程,核實后遭黨紀處分。


          涉權事項公開以來,大足區共比對惠民資金(項目)2385項,涉及金額32億元,取消不符合條件的低保、扶貧、困難群眾慰問救助等對象700多人次,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3人,移送司法機關1人。


          對許多清清白白的黨員干部而言,公開制度不僅是紅線,更是“安全帽”,幫他們卸下了包袱。龍水鎮橋亭村支部書記楊進德的兒子因車禍死亡,兒媳改嫁,留下兩個年幼的孫子。2015年楊進德按照程序為兩個孫子申報了低保。


          “有的群眾一直不理解,認為我是村支書,孫子才能吃低保。”楊進德說,涉權事項公開后,他如實向組織報告了情況,并把孫子吃低保的原因、標準張榜公示,群眾看得清清楚楚,誤解自然也就消除了。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


          在大足區試點基礎上,從2018年5月開始,重慶市全面推開黨員干部親屬涉權事項公開制度,已比對涉權事項20多萬條,4000多人主動向組織說明情況。


          “既要管人,也要管事。”涉權事項公開,既對黨員干部形成警示、教育作用,也能發現相關政策漏洞,推動制度調整完善。


          張安磊是大足區在涉權事項公開后挖出的一個典型“蠅貪”。不到兩年時間里,作為龍水鎮社會事務辦副主任,他刻意編造虛假惠民政策,騙取國家低保資金90多萬元,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一案件暴露出基層民政部門不少政策漏洞。一是有政策不執行。低保資格審查,文件要求每個鄉鎮至少落實2~3人經辦,但張安磊卻一人包辦低保審核所有程序,相關規定要求形同虛設。二是政策執行打折扣。張安磊提供的30戶低保戶名單,有些申報資料不完整、流程不嚴謹,卻還能“吃低保”,足見區級部門審批把關不嚴,監管失靈。


          “針對這些問題,根據涉權事項‘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問責到人頭,同時督促區級、鎮街民政部門舉一反三,立查立改,將相關制度漏洞趕緊補齊。”謝國超強調。


          “涉權事項公開,既形成了高壓震懾,讓黨員干部‘不敢腐’,又用制度規范干部履職行為,促使黨員干部‘不能腐’。”朱福榮說。


          6  車改在基層:“不適感”如何調適


          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是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遏制“車輪上腐敗”的重要舉措。半月談記者近期在貴州、云南等地調研了解到,公車改革在具體落地過程中仍存在一些“不適感”,出行不方便、補貼報銷難、分配不公平等問題在基層表現突出。


          車少了下鄉多了,車補不夠油費


          “車改最大的好處是節約了開支,老百姓也覺得風氣正了。”貴州省某縣一位車改辦負責人表示,以前是車子跟著領導走,現在只能用在正道上,都設了編號。


          據介紹,現在該縣保留車輛共計332輛,較改革前572輛減少了240輛,經測算,每年公務交通支出節約了三四百萬元。“以前是一個人坐車、一件事情就跑一趟,現在是拼車,湊起來只要不耽誤事情就行。”


          不過,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隨著公車減少,一些偏遠地區如何保障出行成了問題。“除了去縣里開會,基本都在下村,危改、組組通等各項工作都要去督促,而且每天鄉里都有一半的人要下去。”貴州省某貧困鄉組織委員說,車改后鄉里只有3臺車了,有的車齡快10年,車況很不好。


          于是,使用私車成為普遍現象。該鄉距縣城68公里,約一個半小時車程。“一個星期去縣里至少兩三趟,多的時候天天跑,有高速也不敢走,過路費太高。”這名組織委員說,除了進城,下村開私家車轉兩三個村,就要百把塊錢的油費,這些都是自己貼的。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私車公用現象的增多,潛藏著多種風險。“安全問題是最頭疼的,特別是抗凝凍的時候。”這名組織委員說,平時有些職工沒有車都是搭車,萬一出問題,還真不知道怎么處理。


          “駐村隊員很多都是自己開車下去,油費也是自己承擔。”云南省某深度貧困縣的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因邊遠地區道路復雜,車況、駕駛技術參差不齊,他已遭遇幾次車禍。“幸好是對方車輛責任,而且單位領導比較好,積極協調處理后續問題,不然麻煩就大了。”


          此外,一些地方出現了私車公養的新動向。“現在公車減少了,工作量卻在增加。而一些事業單位車補還沒有到位,有些人就有怨言,認為想辦法報銷一點油費理所當然。”貴州省一位縣紀委負責人說。


          據了解,一些因私車公養被處分的黨員干部事后自我剖析稱,沒有公車坐了,只能用私家車辦公事,存在補償心理,所以利用工作便利換取補貼。


          分配不平衡帶來心理落差


          半月談記者調研中了解到,一些干部反映公車改革在基層存在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上級與下級不平衡現象。同時,車補由于是鄉鎮自己解決,有財力就發,沒錢就不發。


          “全鄉總共有百把個人,但拿車補的就是30個人左右,車補最高700元,最少400多元。”西部一位鄉鎮干部說,目前領取車補的主要是公務員。


          “越往上,干部的車補越多,下鄉的基層工作人員反而越少”“到上面開會學習相對還好,如果下村基本沒什么補助”……調研中,不少干部向半月談記者表示。


          “改革不同步,縣級機關和市級不一樣,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不一樣。”貴州省某縣車改辦負責人說,在基層尤其是鄉鎮一級,不少挑大梁、做事兒的是事業編人員,卻基本沒有車補,這相對不公平。


          “公車改革政策還是缺乏調研,縣級交通發達了搞車改比較容易,但在山區,大多數鄉鎮的客車很少,過點就沒有了,去了不一定回得來。”這名負責人表示,車改需要因地制宜。


          “全鎮100多號人只有2臺公車,領車補的只有20多個公務員。”貴州省某鎮黨委書記說。后來,鎮里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租了5臺共享汽車供職工使用,按年度結算。半月談記者看到,在鎮政府院內修了一排充電樁,不時有工作人員駕駛著共享新能源汽車出去或回來。


          同時,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由于過去管理上的疏漏,在一些鄉鎮,公車沒有登記在政府公共賬戶名下,而是登記在私人名下,車改后需要全部交出去,留下的多是一些年限較長的老舊車輛,安全等隱患較高。


          基層很少能換新車。“雖然有2個車的編制,但是另一輛車一直沒有錢買。”“雖然瀕臨報廢,但不能把它報廢,因為害怕報廢了就沒有指標了。”不少基層干部這樣解釋其中的原因。


          嚴管之外,改革還需細化完善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公車改革后,如何通過精細化管理提高公車使用效率,最大限度方便偏遠和交通不便地區用車需求,已成為多地政府部門思考和探索的主要課題。


          西部某市級單位的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基本上只有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員可以在平臺上叫車,一些委辦局單位只能去市場上租用車輛,但各個單位用車量集中的時候,市場用車公司都無法排班,司機都不夠用。


          貴州某縣建立了一個調度平臺,把全縣公車集中起來,進行統一調配,盡量把閑置車輛調動起來。“目前還是人工調配,盡量偏向基層。”該縣車改辦負責人表示,下一步會運用大數據技術調配車輛,平臺電腦能顯示應該哪臺車執行任務、行車路線等情況。


          一些鄉鎮干部還反映,在平臺上申請用車以及在社會上租車,程序多,手續很麻煩,而且不能隨叫隨走,有些還不能提供正規的發票,極大影響了他們使用的積極性。


          對此,2018年7月,財政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公車改革財政配套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財政部門研究做好差旅費等現行制度與公車改革制度的銜接,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制定相關配套制度。


          “建議對地域廣、人員多的鄉鎮多給一些指標。”一些基層干部提出,可分梯級來開展公車改革,并選取一些試點,按照有利于工作開展、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原則,因地制宜出臺相關配套制度。


          還要簡化購買社會服務流程,培育更多有資質的平臺,以發揮市場合理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降低運行成本,創新車輛提供方式,穩步推進公車改革。


          當然,提高基層干部干事的便利度的同時,也不能弱化監管。貴州省某縣一位經濟體制改革科負責人建議,車改后還是要加強監管,杜絕公車私用、私車公養。


          一些紀檢機關工作人員也提出,解決私車公養問題要融入到公車改革的大盤子中,加大對各單位財務收支的管理力度,公務出行、維修、保養等必須做好詳細登記,車輛費用的報銷發票一律嚴格管理和審計。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孩子快上大學了,小學還沒建成:受教育權怎淪為“經營城市”棋子


          孩子都要上大學了,學校還沒建成;建學校6年難產,建蝦城15天速成;買了學區房卻遭遇學位不足,搖號分班一搖就是幾年……近年來,出讓土地時要求開發商在新建的小區配套建設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建成后再移交給當地政府的做法比較通行,但也帶來應建未建、進度拖沓、面積縮水等一系列惡果。


          群眾質疑,學校的設置出發點到底是什么?是為了響應群眾呼聲滿足需求?還是為了土地財政轉嫁給資本做配套?


          孩子都要上大學了,學校還沒建成?


          南京市江濱某高端樓盤的業主王女士吐槽“最近幾年很糟心”。原來,她在2005年左右買了一套“升值潛力很大”的學區房,該小區號稱不僅要配套九年一貫制中小學,而且是非常搶手的名校。然而,王女士翹首以盼,盼到2018年初,學校卻連地基都還沒打。


          “有業主等到心灰意冷,置換了其他板塊的房子,還有的舍近求遠上了其他學校,在等待中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是不是要等到小孩都要上大學了,小學才能招生?”王女士說。


          公辦名校的稀缺資源,就近入學的政策保障,是不少樓盤銷售的最大賣點之一。南京這家樓盤的開發商在2003年通過招拍掛獲得該地塊,地塊出讓條件及規劃條件中明確了需要配建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并要求同步建設,同步竣工。對于延期開工,開發商給出的理由是“因釘子戶導致拆遷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忍無可忍的業主們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維權行動,最終在市區政府介入后,遲到十幾年的學校終于開工。“在學校正式招生之前,我們依然不能松懈。” 王女士說。


          武漢市民吳女士也在買學區房的過程中被忽悠了一把。2017年,武漢一家樓盤開盤時承諾該小區配建一所重點小學,她為此花300萬元購買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價格比周邊樓盤高出一大截。可買完之后才從教育部門得知:并未向開發商承諾配建所謂重點小學。


          吳女士不解地說:“當初買房時,這個樓盤就聲稱具有交通發達、購物便利、教育資源優良等一系列優勢,宣傳冊明確說‘已與重點小學、幼兒園達成入駐意向’,官網甚至明確點出了該重點小學的名字。怎么扭頭就不認了呢?”


          應建未建、進度拖沓、面積縮水


          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到,出讓土地時要求開發商在新建小區配套建設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建成后再移交當地政府的做法已十分普遍。而代建制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是因為政府、房產商和學校都能從中獲益。


          政府既能夠不花錢或少花錢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又能夠提升出讓土地的價值,可謂一舉兩得。其流程大致相同:政府委托開發商代建學校,完成后交付教委,由教委協調教育強區的名校分校入駐。


          對于承擔代建責任的房地產開發商來說也不吃虧。一方面,開發商在地塊招拍掛階段能夠享受一定的優惠;另一方面,在銷售階段可以免費用“什么檔次小區配什么檔次學校”的噱頭打廣告。利益驅動之下,越來越多的開發商看到這一增加銷量、提升價格的“招數”,紛紛與知名小學合作建設分校。熱火朝天的“聯合共建”背后,捆綁的是商家的經濟利益。


          學校也不會平白無故“賠本賺吆喝”。一是能賺取不菲的“冠名費”。武漢洪山區教育局負責人透露,在自己的樓盤里配置金色城市小學,開發商每年要支付給華中師大附小兩三百萬元。二是名校自身有擴容需求。武漢一位資深小學教師說,多數中小學都位于中心城區,由于歷史原因,校區面積狹小,特別是知名學校更面臨此類困擾。地產業內人士稱,房地產開發商引入名校資源,通行的辦法是捐校舍。


          然而,在這種“多贏”的模式之下,配套學校位置差、面積小、質量低、應建未建、建成不移交的問題屢見不鮮,群眾成為唯一的利益受損方。


          “新區生源數超過學校辦學容量的問題,近幾年這樣的事件還少嗎?”江蘇省公務員孫先生反映,他所居住的新城區雖然新建校舍進度正常,但由于規劃前沒有認真測算和考量,沒有充分考慮到新城區新建小區的新生兒遠遠要比老城區的多得多,暴漲的“學生潮”與匱乏的“教育資源”之間矛盾爆發。


          “家門口的學校上不了還得搖號,搖不上就只能去遠處的中學上課。我就想問問,學校的設置出發點到底是什么?是為滿足孩子就近入學需求,還是為土地財政而將政府義務甩給資本?”孫先生說。


          受教育權不應成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十五條明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內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等因素,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制定、調整學校設置規劃。新建居民區需要設置學校的,應當與居民區的建設同步進行。”


          半月談記者查閱多地中小學幼兒園用地規劃保護條例發現,相關規定大多明確要求配套建設的中小學、幼兒園應當和開發建設首期項目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交付使用。


          法律是剛性的,為何操作起來卻變得如此有“彈性”?


          有關專家指出,資本攻城略地的背后,是政府公共服務的撤退。配建學校和配建保障房一個道理,應屬政府責任,如果將此作為開發商拿地的一項必備條件,勢必會摻雜各種利益考慮,變得不再單純,學生的利益往往因此受損。


          “幾年前我碰到一個案例,一個坐擁4萬多居民、160名適齡兒童的小區,其地塊建學校6年難產,孩子們只能舍近求遠去上學,我一看規劃用地旁邊,一個大排檔蝦城用了短短15天就建起來了。”武漢洪山區一位教育部門督察員感慨。


          “表面看政府無責,是開發商的責任,但根本上是義務轉嫁后的缺位。”南京大學華智研究中心副主任姚遠表示,教育資源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資源不應成為交易籌碼或棋子,落子與撤子受資本、受土地財政的牽制。無論公辦還是民辦,城市還是鄉村,學校建設都必須要堅持基礎性、公共性、公益性的原則。


          專家認為,應盡快轉變目前住宅區配套教育設施由開發單位代建而后續監管乏力的問題。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范先佐認為,規劃部門應在審批階段嚴格把關,對于建設小學幼兒園規模偏小的樓盤,必須要求開發商建設相應體量的學校,對已有規劃拒不執行或者拖延的,必須拿出有效的手段予以約束。同時,相關部門還應當抑制中小學與房企合作開設分校的沖動,對社會辦學規模、教學管理等進行監督。


          時政·財經


          8  一家民營企業的“生死時刻”


          頭戴“全國脫貧攻堅獎奉獻獎”桂冠,創業初期具有民營企業發展中普遍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在市場跌宕起伏的風浪中顛簸前行,承受著銀行抽貸、環保“一刀切”帶來的企業瀕臨倒閉壓力,依然堅信只要內外兼修,企業終會迎來春天……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長、發展的曲折經歷,是當前不少中小民企發展環境和現狀的縮影,從中或可一探民企的脫困路徑。


          榮譽背后的苦衷


          對一家中小民營企業而言,能夠獲得“全國脫貧攻堅獎奉獻獎”這樣的榮譽,應該是一件值得驕傲開心的事。但是,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振榮自上臺領獎的那一刻起,總覺得忐忑不安。


          “到北京領獎前,心情很復雜;站在領獎臺上,心里五味雜陳;領完獎后,憂慮得整夜睡不著。”黃振榮說,“要是企業撐不下去了,不光對不住跟了我多年的公司職工,也辜負了政府給我的這一榮譽啊。”


          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平安區富硒土壤資源豐富。2009年,出生于江蘇無錫的黃振榮瞄準這片富硒土地,在當地投資近億元建廠,開發富硒農產品。


          基于5年多時間自主研發的10多項專利技術,2015年,黃振榮在樂都區扶貧產業園注冊成立青海恩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開始踏入富硒農產品深加工領域。同時,依托當地盛產紫皮大蒜的優勢,公司于2015年在樂都區建成年產1000噸富硒大蒜系列產品生產線和富硒馬鈴薯、富硒雜糧深加工基地。


          為保證原料供給,公司與種蒜農戶簽訂訂單協議,免費為貧困戶提供種子和技術培訓,直接帶動了周邊3800多人脫貧。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通過黃振榮公司的保底訂單收購,樂都區蒜農的收入從2013年的每畝3500元增加到2017年的1.2萬元。公司發展最好的時候,還吸收了89名貧困戶就業,每人年收入超3萬元。為此,2018年10月,黃振榮榮獲“全國脫貧攻堅獎奉獻獎”。


          然而,黃振榮坦言,在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的背景下,受企業錯估市場需求、未能及時調整富硒產品結構等因素影響,滯銷富硒農產品產值高達6000萬元,加之融資難等問題日益突出,到2018年下半年,企業經營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內外利空因素疊加


          在市場上摸爬滾打了十幾年,黃振榮對企業自身發展中存在的困難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在經濟大環境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導致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


          從企業自身來看,經營比較粗放,先前熱衷于鋪攤子、上規模,加上管理模式滯后,導致壓力重重。


          “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黃振榮告訴半月談記者,在企業初創期間,憑借一股“鉆牛角尖”的韌勁和市場判斷力,依靠技術創新和特色資源優勢,企業得以立足、起步。為了攻克富硒農產品技術和質量標準難題,他的公司在2010年至2014年間,每年拿出600萬元用于研發,取得了多項專利成果。


          “公司被青海省評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黃振榮說,恩露公司參與制定的《富硒馬鈴薯》《富硒大蒜》地方標準被原農業部組織的專家評審確定為國家行業標準。憑借這些優勢,其公司以“公司+農戶+基地+合作社”的形式建成了一萬畝綠色食品富硒紫皮大蒜種植基地。


          然而,在后期發展過程中,企業對市場估計不足,產品結構不合理、主打產品定價過高,市場銷售遇到了瓶頸。


          從外部因素來看,2017年以來,銀行變相抽貸現象日益突出,點中了企業運轉的死穴。據了解,從2017年9月份以來,銀行對這個企業實際抽貸資金已超3000萬元。為解決臨時性資金周轉難題,2018年6月以來,公司累計借了近1000萬元高利貸,月利息高達三分五,這無異于飲鴆止渴。


          此外,在環保“一刀切”政策下,2018年6月,公司用于生產和生活取暖的2噸鍋爐被環保部門無條件拆除,而天然氣設施又沒有跟上,生產車間被迫停工。時至今日,樂都地區的氣溫達零下10攝氏度,但辦公樓依然沒有暖氣。


          除此之外,在黃振榮看來,營商環境也不盡如人意。2013年以來,他一直在向青海省有關部門申請辦理企業資產確權,但至今沒能辦下來。“資產沒有確權和公證,就不能作為向銀行貸款的擔保。”黃振榮說,經營好一家企業至少需要數年,但壓垮它可能只要幾個月。


          有信心就有希望


          “當前像黃振榮這樣的一些民營企業家遇到的困難是現實的,甚至相當嚴峻,但這些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對此,既要高度重視、直面困難,也要保持定力、精準施策。”青海省工商聯副主席冶青云說。


          慶幸的是,從中央到地方,針對民營企業紓困解難的政策措施就像一場“及時雨”,給深陷困境的民營企業帶來了希望。2018年11月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釋放出了中央支持民營企業的明確信號: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一個個實招硬招,讓民營企業吃下了定心丸。


          “民營企業座談會傳遞的精神,像陽光一樣照亮了前進的路,只要有了政策的確定性,就會慢慢拾起信心,有信心就有希望。”黃振榮說。


          據介紹,針對黃振榮和他的公司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難題,青海省工商聯已經展開調研,并協調有關部門幫助解決。前不久,青海省召開了全省民營企業座談會,針對像恩露公司這樣的民營企業的幫扶政策正在陸續出臺。


          黃振榮告訴半月談記者,經與海東信保集團初步商議,該集團將先代償恩露公司銀行貸款1200萬元,幫助企業解決燃眉之急,多家銀行也先后到公司了解情況,表示將在信貸方面給予幫扶。


          黃振榮說,民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策的支持,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政策性幫扶措施為民營企業撐起了信心,打實了底氣,但要實現長遠發展,還要企業自身持續進行結構調整,練好內功。


          “現在民營企業談得最多的就是信心,最近一系列扶持政策密集出臺,就是要讓民營企業樹起信心,安心謀發展。”冶青云說,有了好政策后,還要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科技·文化


          9  雖痛恨仍照辦:農村婚喪陋習何解


          “一喪三年緊,一婚窮十年”,在一些農村地區,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令許多家庭不堪重負。河北省邯鄲市在6個縣區先行試點培樹婚喪嫁娶新風,自2017年12月份開展以來成效初顯,其得與失給各地開展移風易俗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人人痛恨,卻又被裹挾著


          “把老人安穩送走、看孩子順利結婚”是很多農戶窮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一些地方的婚喪陋習,卻讓不少農村家庭陷入困局。


          在邯鄲市的一些農村,村里的男青年結婚,彩禮錢得20萬元左右,有的甚至更多。除了彩禮之外,其他開支名目眾多,例如“三金”、見面費、趕集費、媒人費等,合計約5萬~13萬。以廣平縣南韓村鄉南張村為例,辦一樁婚事的花費在50萬元左右,是10年前的7倍。


          “過去在我們村,沒有十幾萬的彩禮,結婚根本不可能。”2018年七夕節完婚的廣平縣韓村村民閆靖濤說,相互攀比使金錢在婚姻中的分量越來越重,甚至出現幾家男方為爭搶女方輪番哄抬彩禮的現象。


          喪事大操大辦也一度成風。燒紙房子、請歌舞、燃放煙花爆竹……不管生前孝不孝,死后風光走一程。一些村莊的農戶互相攀比,誰家有人去世了,如果沒請個戲班唱幾天,就會被人戳脊梁骨說不孝。


          重負之下,苦不堪言。婚喪嫁娶支出已經成為農民沉重的負擔,人人反對、人人痛恨,卻又被裹挾著,只能照辦。很多人一輩子的積蓄,幾乎全部用在了婚喪嫁娶上。


          自治組織引導群眾,制度紀律管好干部


          為了遏止陋習舊俗,2017年12月,邯鄲市出臺了專門的實施方案,推出移風易俗工作舉措,選取6個工作基礎較好的縣(區)作為試點先行先試,向婚喪陋習宣戰。


          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都不情愿,只為面子。為此,試點縣開展起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充分運用電視臺、報紙、微信矩陣、大喇叭、展板、文化墻等群眾身邊的教育陣地,開展高頻次、多渠道的宣傳動員。


          2018年七夕節,廣平縣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集體婚禮,儀式特別設了抵制高價彩禮巡回演講環節,演講團成員的演講不時引發村民熱烈掌聲。新郎閆靖濤說,他和妻子是“裸婚”,要在過去,女方不要彩禮,會承受很大壓力。如今,氛圍好了,不要彩禮反而覺得“有面子”。


          試點縣區全面規范完善了農村紅白理事會,理事會將杜絕天價彩禮、婚喪事大操大辦作為重點內容納入村規民約,將標準細化到婚喪喜慶事宜的具體辦事流程、辦事標準和違反處罰措施。


          如果是黨員干部,要特別簽訂《黨員干部移風易俗公開承諾書》。“辦事宴席不能超過幾桌,抽的煙不能高于多少錢,都有明確規定。”肥鄉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田寶平說。


          一面除陋習,一面倡新風。廣平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李慧芳說:“在全縣7個鄉鎮中,我們計劃每個鄉鎮選1~2個特色村建設集體婚禮場所,目前已經完成了7個。在蘭村建設的愛情廣場,涵蓋了愛情長廊、愛情園等,深受群眾喜愛。”


          成效初顯,但任重道遠


          邯鄲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李彥力介紹,移風易俗活動開展以來,試點縣(區)以奢靡浪費為恥、以節儉文明為榮的輿論氛圍初步形成。據統計,鄉村紅白事辦理費用場均減少2萬元左右,降幅約為50%。效果最顯著的魏縣東代固鄉,白事辦理費用由3萬多元降到3000多元,大大減輕了農民群眾負擔。


          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婚喪嫁娶惡習產生有著深厚的土壤,即便是試點縣,推進情況也是參差不齊,移風易俗須久久為功,持續發力。


          首先,仍有干部思想認識不到位,必須進一步壓實黨委、政府的工作責任。李彥力坦言:“部分干部認為移風易俗管的是群眾個人私事,人情往來、愿打愿挨,黨委、政府強行干涉是‘手伸得太長了’,導致工作中說困難多、想辦法少。”


          其次,必須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一些干部群眾建議,應由紅白理事會牽頭,民政、宗教等部門參與,形成婚喪嫁娶必找理事會的俗規,綜合當地實際收入等情況劃定費用底線;紀檢部門要嚴格監督黨政干部和公職人員,對違反規定的要給予誡勉約談;明確移風易俗先進家庭可享受的民政、醫療、保障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同時,還要發揮基層婦聯、共青團的作用,積極組織各種相親活動。


          再次,扭轉舊觀念仍需在宣傳上“加馬力”。天價彩禮,大操大辦,很多農戶不愿為之,但為了“臉面”不得不為之。唯有通過大力宣傳,大張旗鼓地表揚零彩禮典型、推廣集體婚禮、嚴厲打擊婚喪嫁娶反面典型,才能改變群眾的“面子觀”。


          生態·健康


          10  烏蒙山區:點“綠”成金致富路


          隆冬時節,烏蒙山間寒氣逼人。在位于貴州省畢節市金沙縣新化鄉化竹煤礦的地質環境綜合治理點,一株株小松樹上包裹著一層層冰,搖晃一下,冰塊脫落,鮮嫩的綠葉便顯現出來。望向遠處,幾只野鴨正在水中暢游,湖光山色,一片悠然。


          很難想象,3年前,這里還是地表塌陷、山體開裂、滿目瘡痍的廢棄煤礦區。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近年來,烏蒙山區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的理念深入人心,追求“百姓富、生態美”的方針逐漸清晰。得益于自然資源部多項關鍵扶持政策的落地生效,以及部際聯系會議的鼎力推動,片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齊頭并進,烏蒙大地富民興業的綠意,日益醉人。


          地災治理,荒山的“點綠之術”


          “沒想到,一塊廢棄之地能變成這么美麗的公園。”走進化竹煤礦地質環境綜合治理點,金沙縣國土資源局局長熊江屏說。


          如今,治理點累計治理面積已達1655畝。工程負責人貴州勝小源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工程師戴志東介紹,現在不少煤礦企業轉型做起了生態產業,勝小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光是樹苗就栽了15萬棵,還種植了黑麥草、紫花苜蓿、波斯菊等草種6.9噸。”戴志東指著遠處說,瞧那個人工湖,占地127畝,天暖時常有白鷺飛來飛去。


          在畢節市織金縣珠藏鎮先鋒村歹陽河畔,青石圍欄沿河道筑起,與遠處的翠山疊成閑靜畫圖。“這可是新樣子哩!之前挖煤的廢渣廢料到處排,歹陽河都成了臭水溝。”先鋒村村支書張習文告訴半月談記者。


          綠色礦山,群眾的“脫貧快車”


          在烏蒙山區,自然資源部大力支持的綠色礦山建設讓這里的群眾搭上了“脫貧快車”。


          “我們這里引入‘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引導農民到茶場就業,帶動增收。”貴州織金縣珠藏鎮政府工作人員盧宇介紹,在織河煤礦片區兩期治理工程帶動下,區內已有78戶貧困戶、367人脫貧。


          將生態修復治理項目與產業扶貧統籌結合,是自然資源部“北京的干部”啟發山區的新思路。在金沙縣新化鄉,戴志東告訴半月談記者,勝小源在治理工程實施過程中,盡最大可能招聘本地的貧困居民。


          “我們老百姓是船,企業就是載我們的水。”來自新化鄉新龍村一組的楊進波談起受益的經歷滿是感激。過去,他為了供養殘疾的妹妹和三個娃,常年在外奔波打工。“多虧政府和企業拉了我一把,在這里工作,一個月能掙4000多元。”


          地化調查,致富的“神奇助手”


          2017年7月,在第十五屆中國國際農交會上,來自烏蒙山區的昭通蘋果被農交會組委會授予“2017百強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稱號。專家贊許昭通蘋果“成熟早、甜度好、香味濃、口感脆、富含硒”。其中,“富含硒”三個字最讓昭通人欣慰。


          地處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云南省昭通市,脫貧攻堅任務繁重。如何找到一條有當地特色、令消費者信服的“消費脫貧”之路?昭通市一直想在區域名產蘋果上做文章,但苦于沒有破題的思路。


          關鍵時刻,自然資源部主持的土地質量地球化學調查給昭通送來了曙光。2013~2015年開展的“云南烏蒙山特色農業區土地質量地球化學調查評價”項目,認定昭通蘋果屬于富硒水果,且產地連片分布,昭通蘋果的招牌就此擦亮,“優質優價”不再是夢想。


          目前,昭通蘋果已成為全市規模最大、發展最快、效益最好和前景廣闊的農業農村主導產業。2018年,昭通蘋果種植戶已達12萬戶,收入上萬元的農戶達5萬多戶,30多萬果農在蘋果里嘗到了脫貧的甜蜜。


          增減掛鉤,生活的“美妙挪移”


          位于烏蒙山腹地的畢節市七星關區,土地石漠化嚴重,“九山半水半分田”是這里的真實寫照。“十三五”期間,該區著手對7208戶3.23萬人實施易地扶貧搬遷。


          在七星關區柏楊林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半月談記者看到,小區內一幢幢小洋房鱗次櫛比,花草樹木掩映其間。“過去進城里看個病,或是買點東西,坐車就要花上3個多小時,太不方便了。”剛搬過來不久的胡雷說,老家的舊房四面環山,與外界隔絕,如同“坐井觀天”。


          如今,已有4489戶2.05萬人享受到了“挪”出來的美妙生活。七星關區國土資源局副局長顧衛華說,待全部搬遷完成后,拆除搬遷戶在農村的舊房,復墾土地可達4466畝。“如今,節余指標還能跨省調劑,按照一畝20萬元的價格標準,預計能給區里帶來6.86億元的收入。”


          民生·社會


          11  中年老母:一個“新物種”的誕生


          不知從何時起,一個女性群體成了網帖和朋友圈的高頻詞。她們往往標榜自己“十項全能”,又常常心懷“百般煩惱”;她們每每抱怨“寶寶心里苦”,又頻頻吐槽“不給力的豬隊友”……她們來自不一樣的家庭、從事不一樣的職業、有著不一樣的容貌和愛好,但是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年老母”。


          撕扯的焦慮:“咆哮育兒”背后的無奈


          前一秒卡通萌寶,后一秒化身噴火霸王龍;前一分鐘還默念“親生的”“要佛系、要有愛”,不一會兒從母慈子孝變成雞飛狗跳……育兒,是每一個“中年老母”的心頭大事;成績,更是她們的情緒晴雨表。如果說孩子幼兒期還可能依靠祖輩“搭把手”,學齡期則直接進入“拼媽模式”,既有“老母”緊急去做心臟支架的悲劇,也傳出過陪讀收獲教師資格證的“喜訊”。


          可憐天下父母心。上海市婦聯公布的相關調查報告顯示,近九成女性期望孩子至少擁有本科學歷,超過1/5希望孩子能讀研究生。


          點開“義務教育階段一個老母親的基本配置”等若干熱帖,哪怕你是清華北大甚至常青藤大學畢業,也會頓時陷入本領恐慌。你不僅要身兼做小報、解數學題、英語六級甚至專八等多種技能,還要消息靈通,和各科老師、牛娃媽媽關系密切,更要具備365天跟在不省心的自家娃身后不停叮囑、催促、監督的強大心臟。


          這段時間,在武漢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周女士由于初二兒子成績下滑急得內分泌紊亂、眼睛充血。“到醫院就診,醫生讓我情緒要平和,可是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考試分數就不說了,孩子連每天的作業都不抄全,我幾乎一周三四次跟其他家長打電話核對作業。”周女士無奈地告訴半月談記者,幾乎每個夜里她都輾轉反側,想的不是明天吃什么、買什么新衣服、拔草哪種化妝品,而是:“為什么別人家的娃文武雙全、通曉古今,我家娃連留什么作業都記不全?”


          全職老母也不輕松。名牌大學畢業、多才多藝的廣州王女士,年輕時拼事業,30多歲才要孩子。8年前她當媽媽后就辭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對孩子的照料和教育中。“以前當職業女性時,我基本連一頓飯都沒有做過,每天都衣著光鮮、妝容精致;當全職媽媽后,完全是另一種狀態,每天柴米油鹽、奶粉尿布,但是為了孩子,覺得值。”


          “‘中年老母’與其說是一個女性群體的自我認同,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調侃。”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副教授表示,一個“老”字,折射出其力不從心的困擾,也表達了廣大中青年女性面對飛速發展的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更高標準的育兒需求,一種不知如何做得更好的焦慮。


          艱難的平衡:在家庭和職場“走鋼絲”


          上海一位在著名婦產科醫院工作的中層女性這樣形容自己的每一天:在單位里累成狗,時時刻刻把單位領導和學校老師的微信置頂,生怕漏了重要指示;本以為下了班可以回安樂窩休息放松,沒想到是另一場更可怕戰役的開始。一路默念不能把單位的壓力帶到家里,可是碰到個不靠譜的娃也是憋不住的,講解3遍還不明白,內心就徹底崩塌了。


          這位坦言自己覺得“每天在走鋼絲”的初中女生媽媽表示:中年婦女真不容易,“面對日益激烈的職場競爭、越來越多的家庭責任,沒有自我、沒有娛樂、沒有休息,‘中年老母’的由來值得去反思。”


          一位職場女性在看了電影《找到你》后對半月談記者傾訴感觸:“大家覺得媽媽不是一份職業,只要是個女人似乎就可以做媽媽,但是很多人看你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就認定你不是一個好媽媽;傳統文化、社會觀念對女性角色的定位給予現代女性很大的心理壓力。”


          半月談記者發現,“累”成為“中年老母”們的自我標配。有限的精力,既要做好白領麗人,又要做好能干主婦,還得兼職“家庭教師”……很多“老母”在笑稱被家庭“嚴重拖累”的同時陷入糾結,內心深處對發揮自身價值和職業生涯發展有更高的期待。


          武漢周女士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家庭和事業都成功。“看著身邊好多比我年輕的人都升職了,說心里不羨慕那是假話。但能做到兩全齊美實在是太難了。”周女士說。


          廣州的王女士也想重新找一份適合的工作,然而別人一看她多年的職場空白期就拒絕錄用。因此,她只好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孩子身上。她對孩子的要求近乎嚴苛:孩子在別人看來已經非常優秀了,她仍然不滿意,孩子稍微不聽話,她就大發雷霆、歇斯底里,搞得全家人都非常緊張。


          “上有老下有小,中年女性身上的撕扯特別嚴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汶蓉表示,這種現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加凸顯,左手家庭、右手事業,城市節奏本身非常忙碌,生活、事業、子女成績等參照標準越來越高,壓力更多地傳遞到中年女性身上。


          期待的溫柔:更多社會支持和保障


          在網絡熱帖《中年老母的2018扎心總結,看完笑著活下去……》中,一位“中年老母”表示:“生活這條小船雖然非常顛簸,但是我一直在用強大的能力駕馭它!”她許下這樣的新年愿望:錢包鼓一點、孩子乖一點、老公勤快一點、我更漂亮一點……


          相關專家認為,“中年老母”認同的不斷加劇凸顯了各類“失衡”加劇:家庭失衡是指職業媽媽因工作過于忙碌難以很好兼顧家庭;事業失衡是指全職媽媽因照顧家庭、養育子女而不得不擱置事業;心理失衡是指在與別人的比較中產生比較焦慮。這需要社會給這個女性群體更多的接納和關愛,讓她們能在事業和家庭中有更多的選擇和回歸路徑,從而讓女性能夠正確認識自己、更好地平衡自己。


          遼寧省家庭教育指導專家蘇加勝建議:中年女性首先需要關愛自己,了解自己真實的需求,只有自己先滿足需求,感受到安全感、歸屬感、成就感,有自我價值實現、內心強大,才能進一步滿足包括孩子在內的家人的需求。


          劉汶蓉等社會學專家認為,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應該更科學、多元、寬容,并通過有效的手段改變許多家庭中父親“缺位”的現狀。


          沈奕斐表示,當今社會賦予女性高標準的定位,例如,既溫柔又堅定、既專注又全能,在缺少家庭服務業支撐的情況下,這會使得廣大女性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全職媽媽需要更好的法律保護,職場媽媽也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如果無法解決產假結束和托兒服務開始之間的時間斷層,對一個女性而言,無論她個人如何努力,都會感覺難以在家庭和工作之間獲取平衡。